3月29日，一场外资金融行业的改制大会在上海召开了。自从日本输出入银行1979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来，经过近30年发展，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已经不可忽视。
　　仅就银行业而言，到2006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目已达312家，资产总额9279亿元。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参股我国商业银行。目前来看，外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较高，这一方面体现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某些利润丰厚的高端业务领域占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体现为外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较低。
　　由此看来，外资在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已经站住了脚，而且面临更加宽松的市场准入政策环境。2006年末，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入世之后的过渡期结束，按照入世议定书，中国政府向外资广泛、大幅度开放了国内金融服务业市场，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面临大发展机遇。
　　然而，正如人有贤愚之分，外资金融机构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同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如果说在市场开放度不高时其潜在负面影响表现得并不充分，那么，广泛、大幅度的市场开放将使其潜在冲击暴露无遗。因此，东道国监管部门在放宽直接的市场准入管制时必须同步强化间接的业务监管;而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而言，由于权利从来必须与义务相平衡，在享受更多市场开放机遇的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必须针对东道国因此面临的潜在冲击而接受更多的行为约束。
　　对于东道国而言，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潜在挑战除了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逃避社会普遍服务责任;金融特许权价值下降，削弱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竞争激化，导致金融机构有更强烈的内在动机从事高风险业务等等;对我国监管机构来说，跨国监管难度也明显加大。尽管我国迄今已与23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签署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双边监管合作协议，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韩国、新加坡等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主要国家，但跨国监管从来就是重大挑战，即使不考虑监管合作协议涵盖面是否足够广泛，要不打折扣地落实已达成的协议条款，难度同样不可低估。
　　在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东道国，外资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以符合东道国利益的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让自己的获利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共同成长。因此，对东道国的上述挑战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为此，外资金融机构固然要在商言商，依靠丰富金融产品、提高效率等方式去赢得市场，但也需要更尊重中国法律，更多地考虑中国能够承受的市场开放步伐，考虑其国家的监管是否为满足东道国放松业务管制后将要强化的跨境监管信息合作作出了足够努力，并据此制订自己的业务发展战略。
　　我国政府在进入入世后过渡期时已经广泛、大幅度开放了市场，外资金融机构便应当充分利用已经得到的市场准入待遇，并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开发适用新金融商品，推动监管部门深化、扩大与东道国的跨境监管合作，用事实向东道国监管当局表明能够防范、化解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的潜在风险。